1937年10月，我参加了唐县抗日武装——义勇军，不久，转为八路军正规部队。翌年初夏的一天，我部在涞源县一个叫河子的山庄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的右大腿中了两颗子弹，一颗打穿，另一颗留在腿内。战斗结束后，当地派出担架队，抬着我们20多名伤员，向山西境内我根据地转移，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迂回行进了10天，到达五台县松岩口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。

    当时，医院的病房都设在老百姓家里。我们这些伤员被抬到一个农家院落，已是掌灯时分。不大一会儿，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就来看望我们。医院的一位同志说：“你们来到这里，就不要为自己的伤势担心了，白求恩大夫就在我们的医院里。这不，白大夫看你们来了。”不错，我看见，有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八路军医生，正逐个地检查伤员的伤势。离我近了，我才看清，这位医生是一个外国人。守候在身旁的医生告诉我，这就是从万里之外而来的加拿大朋友。白求恩大夫来到我的跟前，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，通过翻译，首先向我问好，然后仔细地查看了我的伤势。看到他慈祥的面容，我紧张了好长时间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。

    当晚，白求恩大夫给几个伤势重的同志施行手术。第二天一早，手术继续进行。中午，还剩下我们几个伤势较轻的伤员等待手术。医院的同志几次催促白大夫去吃午饭，他带着生气的样子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吃饭不急，抢救伤员要紧！”他不顾疲劳，继续忙碌在手术台上。

    白大夫要给我做手术了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又拍拍我的肩膀，和蔼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不要怕。”接着，顺利地把大腿内的子弹取了出来。手术后，白大夫不断到病房来看望我们。一次，他掀开我的被子，问伤口疼不疼，睡觉怎样，吃饭怎样，想吃点儿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不舒服。当我噙着泪花回答一切正常时，他才放心离去。我们同屋住的病友一提到白大夫，都夸他心眼儿好，胜过亲人。

    我恢复得能下地行走的时候，模范医院建成了。这所医院是白求恩大夫倡导并亲手筹建的，既接收治疗伤员，又培训八路军医护人员。当时医院里缺人手，领导上安排我当了看护员。在医院里，我经常跟白大夫接触。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亲自给我们作示范，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拿镊子，解绷带、换药、上固定夹板。他常对我们说：“护理伤病员，每一个动作都要轻微、迅速、准确，要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。”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，白大夫每次施行手术，都要把军区卫生部的领导、医院的医护人员叫来，让大家观摩学习。

    白求恩大夫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。每当前线送来伤员，他总是顾不得吃饭和休息，一口气地把每个伤员的伤势都检查一遍，还详细地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。然后，再根据伤员伤势的轻重，先后施行手术。不论是白天黑夜，什么时候来了伤员，他就在什么时候给伤员治疗。重伤员手术后，他总是亲自照料，亲自换药，就连伤员一天应吃几顿饭，吃什么，都一一嘱咐清楚。白大夫经常下厨房检查伤病员的伙食情况，让把饭菜尽量做得精细些，可口些。他每天每夜都几次到病房看望伤病员，就连哪个伤员何时需要翻身，哪个伤员何时需要做功能练习，都时时挂在心上，并亲自临床指教。

    1938年9月，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，模范医院遭到破坏。我们医院的同志，分散带着伤病员，转移到深山沟里。为了及时抢救从前线送来的伤员，白大夫曾多次叫我们在山沟里搭起帐篷，他就在帐篷里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给伤员做手术。有一次，刚接到一位伤员，便听到越来越近的枪声。白大夫全然不顾，直到成功地做完了手术，才带领大家踏上转移的路途。

    1938年冬末，我转到军区于家寨休养所当看护员，又与白求恩大夫见过几面。1939年11月底，我听到白大夫逝世的消息，万分悲痛。想起与白大夫相处近半年的战斗生活，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无限怀念，可敬可爱的白求恩大夫，是我做人的榜样。

讲述人：贾旭升，唐县孔家佐村退休干部。1979年10月讲述。